做了一个汉奸梦
一到多伦多,便不断听到有人说:现在大陆过来的人越来越多了。
我是9月份去的多伦多,《海上传奇》在这里做北美首映。多伦多电影节是北美最大的电影交易市场,一般来说,我们的电影愿意选择5月在戛纳或者9月初在威尼斯进行全球首映,之后就会奔赴多伦多。选择欧洲全球首映是为了在艺术上收获共鸣,来多伦多可就是实打实地签约卖片做生意了。
去那么多次多伦多,对这个城市还是陌生。有时为了辨别方向,不得不停下来遥望远处高耸云端的电视塔。这里大部分街道横平竖直非常规律,但我还是经常迷路。一到唐人街就不同了,我熟悉这里的每一家茶楼酒肆,也能和服务生用广东话瞎聊几句。人最难改的就是饮食习惯,无论去欧洲还是到北美,每到一个城市,我都必先找到一家自己中意的中餐馆。我热爱广东早茶,在多伦多每天都必去客满楼:先在楼下买一摞中文报纸,然后坐在茶楼里饮香片吃烧卖看报纸。食客一年比一年老龄化,但夹杂在一群颧骨高耸、皮肤黝黑的广东老伯中间,翻着《明报》《星岛日报》上的政论文章,也算是属于我的惬意时光。手里的北美版香港报纸倒一如既往地无所顾忌,谁上谁下的人事内幕,谁进谁出的法律纷争,谁被流放谁被引渡,都白纸黑字写了出来。
这片老唐人街似乎也真成了老年人的世界,那些流连在菜市场里的老人,他们的衣着和郑州、太原、长沙、武汉,和我在中国任何一个城市碰到的老人没有两样。他们拎着菜筐,仔细地挑选着每一棵白菜,每一粒西红柿,老人们的脸上仍然保留着计划经济时代、物质匮乏所形成的表情。他们的孩子,那些优秀的中国年轻人,他们一定正在操着英文,出入IT公司或研究机构,做着成为另一个李开复和李彦宏的梦。他们的父母远涉重洋,也乐于继续发挥余热为孩子们服务。这样的中国家庭在北美很多。在唐人街,除了新添的简体字之外,越来越多的是新到的计划经济面孔,可年轻人在哪里呢?
年轻人正在积极地融入当地社会。在多伦多电影节新开的电影院里,我遇到的国人几乎都是“新新人类”,他们从城市的各个角落涌到电影院,单从衣着面貌很难判断他们是中国愤青还是日韩后裔,很难看出他们就是唐人街里那些拎着菜篮子的老人的下一代。但只要他们旁若无人地聚众聊天,那神情还是能一下暴露出刻在年轻人脸上的,绝对中国原创、不知分寸的单位气质。
《海上传奇》放映之前,我早早出发去电影院。一到电影院门口,就遇到几位扛着摄影器材的同胞,他们是新华社的记者。一聊才知道,新华社在世界很多城市新建了记者站,现在增加了视频报道,想要打造成中国的CNN。软实力需要洋雇员,新华社的报道组里常常可以看到“老外”。原来祖国经济发展也让老外竞折腰,什么能问什么不能问这些洋雇员一清二楚,不知道他们是不是每周也会参加新闻通气会。他们的问题总在中国的影响力上打转:你怎么看待中国电影在世界的影响力?你认为西方观众为什么热爱中国文化?说实话,这样的问题我每次都答不出来。自己的工作被用来证明大国崛起,这实在是让人难为情的事情。因为我知道,文化影响力不是拿钱到好莱坞办个电影节,或者去各大影展办办××之夜、放放烟火就能解决的。
终于轮到我上台,向观众介绍我的新片《海上传奇》。台下满场,让我心生得意,一半亚洲面孔,一半西方长相也呈现了多伦多的移民特点。我讲道:这是一个由私人讲述构筑成的城市记忆,片中有很多采访,我必须找到那些历史事件的当事人,聆听他们生命经验中的细节,才能理解历史。因为对我来说,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抽象的。
这次大会安排给我的翻译是一个原籍天津的女孩,她八岁出国在加拿大长大。翻译的中文口语非常熟练,只是我从小被学校训练,习惯用书面语演讲,这给她添了些麻烦。当我谈到“没有细节的历史是抽象的”时,她一时找不到恰当的措辞就翻译成了“历史是模糊的”。这时候,戏剧性的一刻发生了。台下一位年龄不超过二十五岁的中国女生,突然站起来打断我的发言,高声说道“翻译在篡改导演的讲话!”,剧场瞬间安静下来,人们被这一幕搞懵了,都愣在那里。那位中国女生突然用英文讲起来,然后又把自己的话翻译成中文,她说:导演说历史是抽象的,而翻译却故意翻译成历史是模糊的。让西方观众以为中国不重视历史,什么都是模糊的。这是别有用心地抹黑中国!我愣在那里,一下子没想明白“抽象”和“模糊”的区别,因为同时我在想另一个问题,一个翻译上的错误,是不是有必要上纲上线说成故意抹黑中国。
我一时想不明白,好在主持人换了话题问我,我开始继续介绍电影。过了一会,当我从舞台上走下来的时候,这位女生突然拉住我激动地说:你的翻译是不是台湾人,看样子应该是台湾人,她在故意歪曲你的讲话,她在抹黑中国,她应该是“台独分子”。我说:不,她是天津人。她愣了一下突然跑到旁边的新华社记者那里,面对摄影机说:刚才那个翻译歪曲导演的讲话,她在西方人面前讲中国人不尊敬历史,中国的历史是模糊的,你们一定要把这个事情揭露出来。
我像局外人一样,站在一边看着这位女生。她将个人、政府、国家概念模糊在了一起,为了虚无的面子,可以无视一切,这就是她的“爱国主义”吗?她的低龄也让我吃惊,是什么造就了一个生活在北美的中国女孩如此激烈的国家主义信仰,和如此脆弱的国家信心?
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北美,让我遭遇了年轻的“爱国者”。
10月初我从香港搭飞机,去温哥华影展做“龙虎奖”的评委。已经十二年没有去这个城市了,偶尔看到有关温哥华的新闻,大多和赖昌星有关。有部电影叫《坏蛋睡得最香》,不知道赖先生在这座移民城市里偷生,睡眠是否和在厦门时候一样的好。温哥华成了中国亡命者的归宿,富人的桃花源,贪官谋划出走的远方。
飞机上看《苹果日报》,整版关于钓鱼岛的报道。中国开始用稀土反制日本,成都的年轻人开始上街游行。日本是中国人现代化路上遇到的虎狼,晚清以来国人屈辱的记忆每次都会在钓鱼岛问题上苏醒。有人在比较中美、中日的海军实力,同一张报纸上的两篇文章,一篇说解放军有能力一战,另一篇则说依目前实力还是韬光养晦为好。我看糊涂了,便糊里糊涂睡了过去。
飞机一落温哥华,到达大厅里便响起广东话广播。这让我亲切,香港之外好像世界各地的机场只有温哥华有这项服务。这里有很多香港移民,97前尤甚,城里著名的中餐馆就叫“翠亨邨”。孙文先生四海为家,他老家的名字也便四海皆有了。看来冬奥会对温哥华还是有些影响的,多了些新建筑。倒是电影节接待客人的酒店没变化,一进屋门,连衣服也没脱便在床上睡着。
这夜,我做了一个梦。
我梦见五棵松体育馆,正在举行一场巨大的集会。北京有五棵松体育馆吗?我不知道,但梦中是这样的。很不幸,集会是由占领者日本人举行的。在梦中,北京又被日本军队占领了。一群时常在媒体上露脸的中国人,被集中在体育馆的入口处。队伍中没有人喧哗,也少了平常的意气风发。我从入口望进去,里面每一排都坐了几个拿着洋刀的日本军人,他们旁边的空座位上贴着名签,名签上有白岩松、水均益,也有梁文道、陈丹青、张艺谋、章子怡、郭德纲……我眼一黑,竟然看到了自己的名字。整个会场到处是木刻的樱花和不熟悉的军乐旋律,我们这些被占领土地下的所谓文化人,惶恐地聚集在一起。这时候,有军人吹响哨子让我们入场。一群人站在门口痛苦之极,梦中的贾樟柯告诉贾樟柯:你如果往前走一步进去,就会成为周作人、就会成为胡兰成、就会成为像那些前辈一样的汉奸,你要往前走一步吗?在梦中我经历了此生最大的焦虑,我一下子醒来,发现自己泪流满面。
醒来后,知道是梦我还是好羞愧。这种强权下的选择是如此屈辱不堪,这是历史传承给我们的焦虑吗?
天一亮又是新的一天,电影节说有中国来宾要外出观光。我上了车,车里没一个我认识的人,他们是电影工作者吗?好像不是,原来这是国内旅行社和电影节合办的温哥华电影节考察团,车上坐满了“制片人”。大巴直接开到温西山上豪宅区,这些制片人立刻就变成了大陆看房代表团。他们仔细询问着价钱,法律手续,一点都不是起哄,真金真银地马上就要干上了。不知这是不是大国崛起的绝好例证?钱多了,好像可以买下一切。市场成了唯一的砝码,中国人变成只有一个身份——买家。我们只是世界的客户,说明我们在文化上还远远不是主人。
晚上电影节放映《海上传奇》,开演前进来一位九十多岁的上海老奶奶。听说她1949年离开上海后,再没回去过。放映结束的时候,看她的家人把她用轮椅推走。我不敢跟她交谈。对电影,对上海她怎样反应,我都无法承受。离开家六十年,看到今天的上海,她会跟我说些什么呢?长久的分别,再次相遇的时候都会是一种尴尬。
有一位女生,二十岁左右怯生生的样子,放映后她问:导演,我想问你一个会让你不愉快的问题,你为什么要拍这样脏兮兮的上海,拍这些有政治色彩的人,给西方人看吗?我说:我在拍上海的某个侧面,上海除了浦东、淮海路之外,还有苏州河两岸密集的工业区,还有南市那些狭小的弄堂,生活就是这个样子,上海就是这个样子。女生突然愤怒起来:那你有没有考虑,你的电影被外国人看到,会影响他们对上海、对中国的印象,甚至会影响外国人对中国投资的信心?我也愤怒起来:想那么多外国人干吗?就为了那些投资,为了外国人怎么看中国,我们就忽视一种真实的存在吗?中国十三亿人口中有很多人依旧生活在贫穷的环境中,难道我们可以无视吗?
短暂的沉默后,女生对我轻蔑地一笑,说道:是啊!为了祖国的尊严,我们当然不应该描述那些人的情况。
我被她的话惊成了傻子,我突然发现了这些“爱国主义者”的逻辑。他们所谓的“爱国主义”就是基于那些虚幻的国家意识,而忽略活生生的人的命运,这其实是畸形的爱国主义。脱离人本主义的“爱国主义”是可怕的。如果集体回避我们的社会问题,如果我们的文化没有能力反映我们生存中的真实困境,未来会怎么样呢?
今天我们用电影描述我们的不堪,给社会一种改变的要求或许才是可行之道。如果人人粉饰太平,也许有一天,我们真的会被别人用枪押着走向五棵松体育场,去面对那样的选择,去面对我梦中既陌生又熟悉的不堪的选择!
原载《中国周刊》(2010年第12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