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人懂某国
王立秋/译
作为在某国的外国人，你经常会听到当地人这样反驳你，“你不懂某国！”通常，这样的反应是一种膝跳反射，他们之所以会这样反驳你，要么是因为你谈到了某个让他们觉得不舒服的现代问题，要么就是因为，你不小心质疑了他们的某个历史神话（这样的神话还很多，且这里的孩子是把它们当作关于世界的不可动摇的事实来学的）。但真的，我们不懂某国。不过，事实是，没人懂某国，就连某国人——甚至他们的政府——也一样。
我们不懂某国因为，从某国发出的一切信息，或关于某国的一切信息，不管怎么看——这点已经得到了广泛的承认——都是不可靠的、片面的、和歪曲过的。这国的人口规模，加上政权越来越厉害的审查，和无处不在的在共享信息上的恐慌，严重损害了我们认识它的能力。官方数据永远是为了宣传的目的、或个人的职业野心而反复打磨过的。这对某国人来说，和对外国人来说都一样；有时，在获取信息上，某国公民要容易一些，但为此而需要付出的代价，就甚至更高了。
比如说，我们不知道GDP增长的真实数字。GDP增长一直是用来评判官员政绩的主要标准之一，结果，相关的数据，在每一级，都遭到了扭曲，因为报数据的人，和因为数据好看而受益的人是同一批。如果你把各省公布的GDP数字加起来，那总数要比国家政府最终公布的数字高百分之十，而后一个数字，本身就已经为政治目标而扭曲过一次了。近年来，越来越多的省政府也承认了这点，但几十年来，这个造假行为一直在持续。我们不知道坏账有多少，因为隐瞒坏账，已经是银行的惯例了。我们不知道某国大多数金融资产的构成。有时候，我们不知道情况改善的好消息，因为之前对坏消息的隐瞒已经使我们看不出来这是好消息了。我们也不知道某国真实的基尼系数（这个系数是用来衡量经济不平等的）。
但讽刺的是，经济数据还算好的了，它可能比大多数数据更可信，而这仅仅是因为，我们把大量的注意力集中在了它的不可信上。某国的国家统计局本身就一直在反复重申不要瞎报不要瞎报，现在它也试图直接收集各省的数据了。整顿、和纠正过去错误的努力是有的——尽管党-国愈演愈烈的意识形态和偏执转向可能对这些努力造成妨碍。
但我们不知道的，远不止是经济。看看某国的任何一个部门，你都会发现歪曲过的、隐瞒不报的公共信息；要是你去找相关的权威呢，他们又往往会私下里承认一些最惊人的事情。
我们不知道某国真实的人口规模，因为它不愿意登记超生的黑人，否则，这就相当于是让计划生育局承认自己没本事控制生育率了。我们不知道那些人在哪里；乡镇农村会为从上级政府那里拿到更多的好处而多报人口数，而城市片区呢，又会为了达成人口控制目标，而少报数字。北京的官方人口数是两千一百七十万；而它的实际人口数，则可能高达三千或三千五百万。成百万上千万——也许是数千万——在官方记录里留在农村的农民工，实际上就生活在城市里。（也许，我们也不知道上个冬天，有多少穷人被赶出了都市。）我们不知道这些人呼吸的空气或喝的水干不干净，因为环境的数据也充满了漏洞。
关于某国的高层政治，我们什么也不知道。最多，我们可以做一些——就像我做的这样——有信息支持的猜测。我们不知道某国的克里姆林宫内部的政治是怎样运作的。某国的政客不写把事实全盘托出的回忆录；某国的记者也不能写《火与怒》（关于川普），《女总裁告诉你》（关于川普和艾米·亨利），甚或《规则改变》（关于选举、佩林）。我们不知道那位大人是否重视某国的——还是说只在乎自己的——财富与权力。
我们不知道“反腐”斗争针对的那些官员是不是真的腐败、淫荡或背叛得不同寻常，还是说，他们只是那位大人的政敌。我们不知道某国执政党内部的派系斗争情况，尽管我们的确知道，那位大人和他的派系经常谴责党内的派系斗争。我们不知道像奴才一样赞美那位大人的那些关于是不是真的相信自己说的话，还是说这些都是纯粹为恐惧和贪婪所驱动的表演。
我们不知道人民的真实想法。我们不知道受访者是不是真的支持政府，还是说，只是在被外人问到的时给出谨慎的回答。我们不知道为什么某国人会告诉民意调查员他们更信任一些国家而不是另一些国家，而在实践中，对他人意图的猜疑又是如此地肆虐，以至于没有人赶扶街上跌倒的老人，因为害怕被他们碰瓷，以至于人们会眼睁睁地看着像小悦悦那样的孩子被车撞倒、碾压致死。
我们不知道真实的国防预算。我们不知道某国军队的日常境况，因为涉及军事的报道是受限制的，士兵能说的话，甚至比平民还少。
我们不知道某国的学校到底有多好，因为人们经常引用的国际学生评估计划(PISA)提供的，把某国列为世界第一的数据，只是出自对某都会城市的几所精英学校的研究。在把研究扩大到把某国的另一个都会和两个富裕省后，某国的名次马上就掉了下去。（PISA竟然愿意接受如此有限的样本这个事实，就是许多外国NGO，特别是教育方面的NGO在面对某国时的轻信与合谋态度的典型；我就见过不少外国教育者沦为明显的波将金主义的受害者，比如说，他们竟然真的相信某市四中——差不多可以说是某国的伊顿公学了——是“某国公立学校的典型”。）我们不知道农村教育有多惨。我们不知道真实的识字率，这还不仅仅是因为，农村和城市的识字率标准不同——对某国的许多数据来说，这是一个通用的把戏。
我们不知道真实的犯罪率，特别是在城市里，而城市里的数据，现有的数据可能只反映了实际的总数的百分之二点五。我们不知道口口口口口口口口（此处省去一段话）。
我们不知道我们不知道什么。上面这些是已知的未知，但未知的未知同样令人不安。现在，我们可能正在错过未来最大的故事，将震撼和改变某国及世界的那些故事。外国记者受限而只能居住在几个大城市；要是他们敢去其他地方，他们就会被跟踪和骚扰，他们会发现，要下乡特别地困难。（根据官方人口数据，经常被描述为新某国的标准的某都会和某都会，居民数量只占全国的百分之四。）某国记者的处境就更糟糕了。两千年左右还有的有限调查报道能力，也被当局给取消了。恐惧摁住了喉咙；那些一度实名出镜的人现在只敢匿名地说话了，其他许多人则根本不说话了。
近年来，在日益收紧的审核下，我们一直以来就很稀薄的信息源，也几乎完全干涸了。社交媒体平台某某曾是啥啥的有限的窗子；现在也不行了。某某上的群这个征服一切的信息服务，一度取代了某某；而去年，这些群也遭到了审查。
所有这一切，使那些能够成功地提取有意义的经济或政治数据的人，比如说著名研究者艾德里安(Adrian Zez)更加地令人印象深刻。在政府封闭一切在它掌控之外的信息来源的时候，我们忍不住想知道，它对自己的了解有多少。地方官员总是要求海量的数据——接到这样的要求：“列出你区参加宗教活动的人的名字和所在地”并不罕见。但系统甚至在内部上报这些数据的时候，也要把信息歪曲一下，在最近的事情之后，可能更是要这么做了。某人，（在我们看来）越来越不重要的高层人物，在2007年的时候曾向美国大使抱怨说他不知道他当时管理的省份的经济情况，他需要让朋友和同事去秘密地搞数据收集工作。
对此，政府的解决方案是，越来越相信大数据，相信避开底层官员，它就能直接从源头那里收集数据。海量的钱被花在了大数据上，包括预防性地管制、广泛地监控不法分子等等。政府要求某国公司，和有某国分部的外国公司如苹果，大规模地储存和上交数据。但大数据本身又有系统的扭曲、错位的信任、和那个最古老的编码原则——你输入垃圾，得到的还是垃圾——的问题。
正如经济学家约西亚·斯坦普(Josiah Stamp)在复述另一个强国试图通过压迫手段来控制辽阔领土的时候说的那样，“[英属印度]政府喜欢积累数据——他们收集数据，增加数据，把数据乘上n次方，求立方根并准备好漂亮的图表。但你们永远不能忘记，这些数据中的每一个，首先都是来自观察村子的人，这个家伙只是把自己喜欢的东西写下来而已。”今天，技术会让某国的政府做得更好吗？我们不知道。